《树魂》：现实主义题材创作的创新表达

　　《树魂》演出剧照。新华社 发

　　时下的现实新表话剧和影视剧改编或创作历史题材的居多，表达当代题材的主义现实主义佳作较为难得。因为离现实生活越近的题材题材，越容易受到挑剔和质疑。创作贴近现实生活的创达创作要避免人物表面化、脸谱化处理，树魂需要深度塑造人物形象，现实新表展现鲜活的主义情感故事，人物性格要真实，题材情节冲突发展要合理，创作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创达艺术高度。准确地把握这种分寸感，树魂成为当代剧作家创作的现实新表核心能力之一。近期我观摩的主义剧作家黄昌勇创作的话剧《树魂》，似乎回应了我上述的判断。一年前，他跟我聊起《树魂》的创作意图和思路时，我是有所迟疑的。而观摩之后，我有点吃惊，因为《树魂》以情感饱满、故事生动、语言形象准确、人物情节真实而富有艺术高度打消了我的迟疑。

　　《树魂》的叙事时空分别为20世纪30年代、新中国成立初、改革开放以来这三个历史时期，横跨近一个世纪。为了避免空洞的宏大叙事，三个历史时期需要合理链接，进而串起整个故事展开的逻辑关联和时空结构。剧本分别设计了与三个时代对应的内容对象作为序曲，开场是红军号手挺身而出，用嘹亮的军号引走了准备杀人烧山的匪兵，用自己的生命保住了主人公林守根和山民赖以生存的山林。红军号手并未安排真实演员出场，用意象化的人物和特定的行为方式，就有了明确的时代指称。同时，红军号手牵动着林守根一辈子的感恩之心，成为林守根的精神路标，为林守根一生执着坚守山林埋下了历史与心理的伏笔。贫困是第二个历史时期山民们面临的最大困难，脱困是民间最大的需求。最简单的就是靠山吃山，最为粗野的就是砍树换钱。恶性轮回，树基本砍光，也就走到了路的尽头。剧中插入了一个砖瓦厂事件，显然是为了表现更多山民的脱困选择意识与行为，但依然是挖山和砍树的营生。第三个历史时期开始，改革开放，绝处逢生。民间智慧得到政策的加持，命运的齿轮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启动。脱困与感恩，让林守根冒着风险承包山林，由此他不但蹚开了一条活路，也终于成为自己命运的掌控者。山民朴素的智慧，从为了脱困植树到最后的守林护林，完成了人物自我的合理蜕变。

　　《树魂》用活了三个符号性的物象。首先是红军号手牺牲后留下的残存军号。军号具体又抽象，因为背后是红军号手的牺牲付出，隐含着一种精神性隐喻。《树魂》安排军号出场了三次，串联起整部剧事件发生过程，也提供了林守根思想和行为发生的逻辑依据。第一次是开场嘹亮的军号声救下山民和山林；第二次是人们疯狂砍树，红军号手墓将不保时，林守根上山从红军墓拾回残存的军号，被质疑私藏金银财宝；最后一次是揭开红军号手的身份之谜。画龙点睛的三次出场，产生悬念的军号超越了具体的物，赋予了精神性意义，并被刻印在林守根的执着信念中。为此，林守根在感恩中多了一份精神寄托，并每每成为他力量的源泉。

　　剧中家狗花花的设计是最为成功的。家狗是林守根一家家庭情感的温馨纽带之物，作为家庭成员之一，用不同于人类的方式，让彼此建立起一种默默的情感关联。《树魂》家庭冲突的爆破口，就是家狗花花突然“失踪”，成为家庭变故和情感冲突的导火索。林守根的大儿子林长青决定放弃读大学，留下来帮助父亲管理林场，把上学的机会给了弟弟林长茂。林长茂为了攒钱去北京读书，狠心地偷偷卖掉花花并隐瞒了这一事实。家狗花花“失踪”，导致林家发生重大变故，母亲和大儿媳吴梅执意出去寻狗，途中遭遇泥石流，母亲不幸去世，大儿媳落下残疾。

　　这个巨大的意外，成为家庭情感冲突的驱动点，同时注入了极富叙事张力的家庭情感冲突的两条逻辑线索：一条是凸显家庭贫困压力与情感维系之间的现实产生的矛盾。世俗家庭绕不过去的经济压力，在林长茂获得去北京读大学的机会时，十分现实地凸显出来。当时的林长茂除了卖掉家狗，似乎别无他法。当然，这也成为最后林长茂学成归来用知识反哺山村、修复家庭情感关系的潜在理由。另一条线索是家庭遭遇意外，反而坚定了林守根和林长青父子的坚韧意志。林长青的留下，才有了他吸引畲族姑娘帮助采茶，从经济上补贴林守根植树计划的可持续进行。当然，这也为剧中畲族歌舞进场建立了一个通道。家庭成员在困境面前不同的选择和价值依归，从侧面展现出家庭关系的某种复杂性与脆弱性，以及世俗情感在物质现实冲击下的挣扎与无奈。

　　树作为《树魂》的主体叙事目标物，是核心对象物，没有树就没有山林，就没有林守根们生存的场所。但是山林遍地，话剧要成功表达，需要独特内容建构独特的故事，需要建构以树为魂的空间张力。因此，《树魂》中的树就成为戏剧大背景，人物和场景转化时的最合适的时空之物。对树的敬畏之心，就体现在人们植树护树的具体行为之中。军号的精神象征性、家狗的日常情感性、树的自然神性，三种符号在《树魂》中有机使用组合，打开了该剧强大的舞台叙事张力和艺术表达力。

　　生态是时代议题，守护山林就是守护生命。《树魂》中的林守根、林长青、林长茂、吴梅、林苗苗，还有畲族姑娘们，他们都是普通的山民，他们都经历过砍树、植树、守树的艰难过程。但他们真实感人的家庭和人物故事，他们朴素而又深刻的信念，值得尊敬。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生态和生命的大主题，其崇高的意义就是在充满烟火气的山民的求生与感恩之中建构的。

　　《树魂》的时代性和艺术性价值，也在于此。

　　（作者系同济大学教授、上海戏剧学院客座教授 ■王国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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